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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革命文学理论的翻译和出版

来源:《书城》 编辑:吴中杰 时间:2018-12-14

常看到有些文章称赞鲁迅对苏联十月革命颂扬之早,证据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的两篇《随感录》:《“来了”》和《“圣武”》。因为《“圣武”》文中说:“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粗粗一看,这“新世纪的曙光”确是颂扬之辞。但细审原文,这里赞扬的是“有主义的人民”,而不是“主义”本身。所以,他又说:“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原来他针砭的是无信仰、无主义的国民思想,其实是一九一一年所作小说《怀旧》主题的延续和发挥。所以在《“来了”》的结末,还提到当时的情况:“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没有‘过激主义’哩。”

但是,鲁迅对于苏俄文艺思潮的变化,却是早就加以注意的。只要看看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为任国桢所译《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所写的《前言》,就可以知道他对于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文艺派别及其论争,已是非常了解。即使是为苏俄文艺作品的译本所写的前言后记,也不是就书评书,而是从文艺思潮的高度立论,来评价该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如为胡成才所译的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所写的《后记》,即从勃洛克出发而论及当时苏俄的文坛状况,而且特地为此书添译了托洛茨基的《勃洛克论》。鲁迅的翻译,比韦素园和李霁野翻译《文学与革命》还要早三年。而这些,都收入鲁迅所主编的《未名丛刊》中。

因此,当创造社发起“革命文学”论争,并联合太阳社来围攻鲁迅的时候,鲁迅对他们的路数早看得一清二楚。因为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理论,是从苏联的“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那里来的,有些还经过日本“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转贩。他们不过是二道贩子或三道贩子。鲁迅对他们的源头早就看得清楚,说他们是“拾‘彼间’牙慧”,“专挂招牌,不讲货色”(1928年4月9日致李秉中信)。所以在这场论战中,创造社虽然声气夺人,而且无所不用其极,但鲁迅却占据了理论的制高点。

人们常常引用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所说的那句话:“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纠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其实,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里,还有一句更有意思的话:“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

我們大抵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鲁迅的革命文学理论的翻译和出版工作。

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促使了革命文学理论翻译和出版的繁荣。

创造社和太阳社将革命搞得很恐怖,他们不但将鲁迅作为主要批判对象,而且旁及周作人、郁达夫、叶圣陶、冰心等许多新文学知名作家。如说周作人是趣味主义,郁达夫是颓废主义,叶圣陶是市侩派代表,冰心是小姐的代表。“我们若要寻一个实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只有一个郭沫若”,而“创造社的Romanticism运动在当时确不失为进步的行为”。总之,除了创造社的作家之外,五四时期的作家都在批判之列,而郁达夫则因为不与他们唱同一调子,也已被排除在创造社之外。而且加在鲁迅头上的帽子,也是变幻不定,开始说是有闲阶级,而有闲即有钱,就是资产阶级。继而说是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接着又说是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这种随意性的判断,不但当事人无法接受,就是读者也感到莫名其妙。所以大家都想看看革命文学理论的原版是一个什么样子,于是这方面的翻译就兴旺起来。

除了单篇和单本译作之外,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年还出版了两套很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译丛:冯雪峰为水沫书店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和陈望道为大江书铺主编的《文艺理论小丛书》。这两套丛书都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鲁迅的一些译作,也在其中出版。

水沫书店是刘呐鸥、戴望舒、施蛰存等人经营的一家出版社,由第一线书店转化而来。冯雪峰是他们的朋友,还在开办第一线书店时,就常劝他们要出些“有意义”的书。施蛰存说:“他所谓‘有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这时,冯雪峰自己正从日文转译苏俄的文艺理论书籍,还请柔石介绍,向鲁迅请教翻译问题,因为鲁迅也正在通过日文转译同类书籍。施蛰存回忆道:“一天,雪峰来闲谈,讲起鲁迅正在译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我们便灵机一动,想到请鲁迅主编一套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我们托雪峰去征求鲁迅的意见。过了几天,雪峰来说,鲁迅愿意编一个这样的丛书,但不能出面主编。对外,他只能参加几种译稿,其他都和他没有关系。我们同意了鲁迅的建议,就请雪峰和鲁迅一起做一个计划,并拟定书目,分配译者。”(《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

这套丛书原来拟定的计划共有十二种:《艺术之社会基础》(卢那卡尔斯基著/雪峰译)、《新艺术论》(波格达诺夫著/苏汶译)、《艺术与社会生活》(蒲力汗诺夫著/雪峰译)、《文艺与批评》(卢那卡尔斯基著/鲁迅译)、《文学评论》(梅林格著/雪峰译)、《艺术论》(蒲力汗诺夫著/鲁迅译)、《艺术与文学》(蒲力汗诺夫著/雪峰译)、《文艺批评论》(列褚内夫著/沈端先译)、《蒲力汗诺夫论》(亚柯弗列夫著/林伯修译)、《霍善斯坦因论》(卢那卡尔斯基著/鲁迅译)、《艺术与革命》(伊列依契著/冯乃超译)、《文艺政策》(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辑/鲁迅译)。施蛰存说:“这份书目是鲁迅和雪峰拟定的。除了梅林格以外,其他十种都是苏联批评家写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伊列依契即列宁。最后一种是日本人写(按:应为辑译)的关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文艺政策的介绍,鲁迅以为这是一本简单明白,有总结性的著作,放在最后一本,非常适当。”但沈端先、林伯修、冯乃超三人的译稿没有完成。“从一九二九年五月到一九三○年五月,这个丛书依次序出版了五种,排印美观,校对精审,差不多都是译者自己校的。封面采用了日本出版的一套同类从书的图案,请钱君匋设计绘制,陈列在书架上,特别显目。五种书发行出去,各地反应极好。”“鲁迅译的《文艺与批评》,于一九二九年九月初已打好纸版,即待付印,岂知承印的华文印刷所发生火灾,把纸版及校样一起烧掉,于是不得不委托别的印刷所重新排字。这本书卷前,鲁迅要印一帧彩色版的卢那卡尔斯基像。最初到中国人办的制版所去做三色铜版。做了两次,鲁迅都不满意。第三次是由吕本人开的制版所承制的,鲁迅才认为可以满意。有此一段曲折,这本书的出版最不容易。”“我们这个丛书计划预告以后,上海有几家书店急起直追,也在打算出版几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大江书铺和光华书局都分别找鲁迅和冯雪峰,向他们组稿。鲁迅译的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原来是我们这个丛书的第六种,在光华书局的情商之下,给了光华书局。冯雪峰另外又为光华书局译了一本伏洛夫斯基的《社会的作家论》。大江书铺也出版了鲁迅的一二种译著。”(《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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