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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恩·布斯:文学共导中的人性

来源:《书城》 编辑:范昀 时间:2018-12-14

一九七五年的某天,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收到了从布莱克维尔书店订购的《劳伦斯书信集》。刚打开集子,他发现里面夹了一张小纸片,上面写道:“亲爱的布斯教授,劳伦斯的小说比你所认为的要好得多!”

时年五十四岁的布斯确实不怎么喜欢劳伦斯的小说,他确信自己对这位絮絮叨叨,但又富于天才的作家缺乏兴趣。这张小纸条却引起了他的重视,他猜这是经常为他送书的邮递员所写,那是一个喜爱阅读、敏感而腼腆的小伙子。虽然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专业意见,但布斯还是决定重新读读《虹》《恋爱中的女人》以及《儿子与情人》。结果,再次阅读的经历让他改变了对这位英国作家的原先评价。阅读过程中,布斯发现自己在与一位“特别一贯的、专注的、充满激情的以及开阔的朋友在交谈”,这位朋友“会以一些有趣的方式对你所思考的每一个问题作出回应”。尤其当他第二第三遍重读《恋爱中的女人》时,他从作品中体会到原先并未体会到的广阔主题,作家对生命的热情投入以及对人类的深切同情。因为这位邮递员,布斯彻底改变了对劳伦斯的评价。

这则关于阅读的故事,出自韦恩·布斯的《我们所交往的朋友:小说伦理学》(The Company We Keep: The Ethics of Fiction)。 与曾在汉语学界一度走红的《小说修辞学》相比,这部作品一直未得到中文译介;在各种时髦理论(theory)争奇斗艳的当下,更显得默默无聞。很少有人注意到,布斯的这部作品(包括其他作品)透着某种鲜见的气质:乐于与读者分享写作者的私人阅读经验,以及这种经验因各种遭际而发生的变化;同时,特别乐于展示一个“自我颠覆”的批评家形象。

比如在这部作品中布斯谈及自己对《巨人传》《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及《一九八四》等作品所经历的由喜爱到质疑的过程。除经典作品之外,他还谈论不少大众文艺作品。有一次布斯与妻子观看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黑人题材电影《紫色》(Purple),观影过程中布斯数次流泪,他妻子却完全没有。于是他们之间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布斯妻子:“他们怎么会拍出这样陈词滥调的作品来?”

布斯:“你说什么?陈词滥调?我真的被打动了。”

布斯妻子:“你的意思是,丝毫不厌烦那些显而易见的公式化情节?”

最终的结果是,布斯反思了自己的观影经验,并意识到自身经验可能存在的盲点。类似细节在布斯作品中比比皆是。

布斯所展示的坦诚,在当下批评界中显得极其罕见。在一个惯于展现坚定自我形象的年代,布斯的“可塑性”形象显得分外柔弱,与布迪厄式的自负形象形成鲜明对照。那位社会学家在《艺术的法则》的开篇口气大得惊人:“《情感教育》虽然被阅读很多次,但从来没有被真正阅读过。”布斯从来不用这类咄咄逼人的表述,他坚韧而持久地以那种低调的形象示人。

关于“可塑性”,布斯曾这样写道:

这种可塑性有时被嘲讽为一种软弱的表现:的确,当我们无论是受何种意见打击而动摇想法时便是如此。不过对我而言,可塑性处于辩护性艺术评价的核心。

与此同时,他还为“可塑性”创造了一个新词:“共导”(coduction)。他的意思是:我们对一部文艺作品的评价,源于交流的结果。“共导”不是“独白”,而是“对话”;它绝非单一“信息”的获取,而是彼此经验的建构,是一种与他人分享交流审美经验的过程。在这一交流过程中,人们会对他人的意见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并带着他人的眼光进行重新阅读,先前的判断就有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改变,对一部作品的判断就可能趋于客观。因此“共导”意味着:“我”并不是孤军奋战;“我们”共同行事,无休无止来回争论(“I” don’t do it, alone; “We” do it, together, arguing back and forth in a process that never comes to a permanent stop)。

布斯对“共导”的理解,深受十八世纪英国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Samnel Johnson,1709-1784)的启发。这位批评家认为,科学知识与经验知识有所不同,“ [在科学事件中可能发生的]证明(demonstration)直接展示它的力量,不必因时间变迁而感到希望或害怕;但暂时性与经验性的作品[也就是依托于经验的作品]则必须根据它们与一般与集体意义上的人的能力的相应程度来评价它,因为它是在一段漫长连续的努力中来获得的。”的确,如数学上的几何定理,并不会因时空的变化而改变,但若是涉及文艺作品的评价,就很难摆脱历史与社会情境的改变。比如近年来突然走红的美国作家约翰·威廉斯,在其创作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直默默无闻。

“共导”(coduction)的构词由来,在于布斯试图将其与科学逻辑上的推理/演绎(deduction)进行区分,旨在突出“共导”的独特性质。当推理可在任何语境中独立展开时,共导则无法脱离具体情境以及人们的共同努力。在他看来,文艺批评中的这种共同协作是必要的,并且是有价值的。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文艺批评陷入简单推理的误区之中:

一、任何一部作品中存在着X的话都是坏的。

二、诺曼·梅勒的小说中存在着X。

三、那么,我们就无需细读梅勒小说的整体结构,也不需要考虑不同的读者所感受到的不同经验,就可以认为它在道德上是有害的。

“所有的批评家都倾向于过度一般化,伦理批评家最容易受到这种诱惑。”的确,有太多对文学的政治审查与道德主义评论,可以为布斯的这一判断提供证据。无论是历史上对《尤利西斯》的审查还是晚年托尔斯泰的文艺批评,都依托于这种简单化的教条思维。然而在布斯看来,即便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解放,道德主义批评日薄西山,这种教条思维依旧深入人心。当代的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们不仅持有“现代教条”,而且还持有“后现代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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