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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

来源:《书城》 编辑:张隆溪 时间:2018-12-14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改革开放给所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带来新的生机之时,那小小的三十二开本的《读书》毫无疑问是中国读者最多、声望最隆的期刊。一九七九年创刊首期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李洪林先生所撰《读书无禁区》,宣称中国人有读书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在经过长期的封闭状态之后,《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恢复了书的价值,让中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读书,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实在具有振聋发聩的巨大冲击力。在这样一个重大转折的时刻,《读书》以书为中心,讨论思想文化各方面的问题,其中刊载的文章可以说发出了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和知识分子的心声。

《读书》一九七九年创刊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一九六六年我念完高三,毕业于成都九中(现在叫成都树德中学),属于所谓老三届。“文革”当中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在农村生活了三年。后来回到城里,在工厂里又做了五年学徒工。在那动乱而且艰苦的岁月里,我一直没有放弃读书自学,而当时读书,绝不可能想象将来会有什么实际用处,纯粹出于兴趣,出于对知识本身的渴求,所以那时候学习的动机真可谓纯之又纯,完全是为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学习。“文革”后恢复高考,对于百废俱兴的中国具有根本意义,由此可以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教育,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各方面人才。对我们老三届那一大群人说来,那实在是生命当中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点。当年我以“同等学力”直接报考研究生,并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西语系英美文学专业。一九七八年进校,在北大这个中国的最高学府有三年扎实学习的机会。一九八一年毕业留校,在北大西语系工作了两年。就在那时,《读书》成为我们每个月期待着必读的期刊。

在北大学习,对我说来最重要的是有机会接触到当时尚健在的好几位前辈学者。在西语系,李赋宁先生、杨周翰先生都给我们研究生上课,与我们一起讨论西方文学的经典著作。我一方面由杨周翰先生指导,撰写关于莎士比亚悲剧的论文,另一方面因为对文艺理论极有兴趣,与朱光潜先生经常交谈,几乎每天见面,从朱先生那里获益极多。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陪同荷兰学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教授去见钱锺书先生,由此得以识荆,后来更经常向钱先生或当面请教,或书信往来,这对我后来在学术上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由钱锺书先生结缘,使我与《读书》有一段特别密切的联系,或曰缘分,因为我不仅是《读书》的读者,也成为其众多的作者之一。那应该是一九八一年初秋,正是天高日晶,气爽宜人之时。未名湖沉静如睡,沿湖一带草木葱翠,不时可见有学生在湖边散步交谈,或捧着一本书坐在湖畔细读。未名湖边的备斋那时候是教工宿舍,我和一位姓陈的同事合住一间房。某日,《读书》编辑部董秀玉女士到备斋来找到我,说是钱锺书先生介绍她来,希望我为《读书》撰稿。

那也正是比较文学开始在国内兴起之时,由东语系季羡林先生发起,会同西语系李赋宁、杨周翰两位教授,中文系乐黛云副教授,还有刚刚毕业、开始在西语系教书的我,我们一共五人,成立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小组。又通过我去联系,聘请钱锺书先生做我们小组的顾问。当时国内对比较文学还相当生疏,于是我们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叫《北京大学比较文学通讯》(以下简称《通讯》)。此《通讯》由我主编,收集和翻译了一些有关比较文学的文章,印好之后,邮寄到一些大学的中文系或外文系,以有助于推动比较文学在国内的发展。我把与钱先生交谈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写成《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一文,发表在《通讯》上。因为那是一份非正式的油印刊物,董秀玉便把此文拿去,正式发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的《读书》上。当时北大的比较文学研究小组非常活跃,做了不少事情。我发动和我同一届的西语系研究生同学们,翻译了国外一些重要文章,编辑了《比较文学译文集》;又与中文系同届研究生同学温儒敏合作,收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编辑了《比较文学论文集》。这两本书都交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成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比较文学研究丛书最早的两本。比较文学后来在国内发展得很快,成立了全国性的学会,现在已经有专门叙述中国比较文学史的著作问世,但当初我们那个小组的存在,现在却很少有人知道,甚至专门的比较文学史著作者也似乎茫然不知,少有提及。我在此略加叙述,也算是立此存照。

一九八二年春,我受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邀请,到中大英文系访问一月。当时内地的新版外文书很少,就连北大图书馆也收藏有限。我就利用到香港的机会,购买了许多西方文学理论的新著。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计划编辑一部介绍国外学术最新动向的书,俄苏文学理论一篇,交由吴元迈先生执笔,而西方文论一篇,则想请钱锺书先生或由他推荐一人来执笔。钱先生推荐我来写这篇文章,到香港中大访问,恰好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我得以购买相关的外文书,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主要著作。董秀玉和我商量,决定在《读书》开辟一个专栏,题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略览”。于是从一九八三年四月开始,我每月在《读书》发表一篇介绍西方文论的文章,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三月,前后一共刊载了十一篇。这个专栏从总览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势,到具体讨论精神分析与文学批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神话与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接受美学与阐释学等各派主要的文学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知识界从完全封闭的状态走出来,对知识充满了渴求,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有强烈的好奇心和了解的意愿。我在《读书》的那个专栏算是最早介绍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系列文章,所以颇受读者欢迎。当时每成一篇,我太太薇林就工工整整抄在稿笺纸上,或邮寄到三联书店《读书》编辑部,或编辑部派专人到北大来取。在《读书》上,我那些文章颇有点特别,因为每篇引用书刊和论文,都注明出处页码,而且有许多外文,全都排印出来。往往每篇一脱稿,便立即发排,没有一字的改动或删减。沈昌文先生在《阁楼人语》书中回忆当年办《读书》的经历时,特别提到“专栏文章”是《读书》的特色之一,并且提到我和其他一些作者,认为我们“组成了一支坚强的作者队伍,成为《读书》的台柱”。不过我那个专栏写作的时间并不长,一九八三年四月发表第一篇,十月底我就离开北大,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去读博士学位。到美国之后,一方面因为学习很忙,写作也变成以英文为主,另一方面在美国大学的学术环境里,发现文学理论逐渐让位于表现激烈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批判理论,文学研究也逐渐被文化研究所取代,便觉得我已经介绍过的文学理论—从美国新批评到俄国形式主义,从结构主义到接受美学和阐释学—基本上都与文学密切相关,而往后西方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激进和政治化,我自己需要去理解,也就没有想要继续写下去的意愿。同时我还意识到,西方理论对各种差异的强调往往把东西方对立起来,西方人论及中国,也往往把中国视为西方的对立面,不利于我感兴趣的东西方比较。福柯认为中国人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思维,代表了不可理喻的异托邦(hétérotopie);德里达认为中国的象形文字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没有语音中心主义,也就没有贬低书写文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最能夠充分体现他所谓的差异(différance)。这些都是显著而有很大影响的例子。于是我的研究兴趣转向东西方比较文学,针对把东西方绝对对立起来的倾向,注重跨文化理解,更积极参与近年来兴起的世界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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