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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汉人的藏族后代

上午,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藏族人推开我的办公室,憨笑着问我:“老局长,还认识我吗?”我愣了一下,仔细看看,摇摇头,真的是认不出来。他说:“我是索朗旺堆,是李彬的儿子啊!”说着,他抓着我的手,放在他脸上亲亲。

哦!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是那曲地区文化局局长,我的同事李彬是副局长。在藏北,说李彬恐怕知道的人不太多,可要说他的藏名“土敦”,就都知道了。我问他土敦是什么意思?李彬解释说,其实“土敦”既是藏名,更是汉名,因为本人比较土,又比较敦厚。

这个“土敦”——李彬长得粗粗大大的,满腮胡须,戴一顶蓝色鸭舌帽,衣着特别随意。说他是汉族人,没人相信,说他是上海人,更没人相信,因为人们印象中的上海人都是白白净净的。可李彬就是来自上海的汉族人,早年报考了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语文专业,毕业后来到西藏,分配到那曲地区索县。

李彬进藏后,就一直呆在牧区,跟着牧民一起生活工作。李彬是绝对有语言天赋的,既能说一口标准的拉萨话,又能说得一口流利的牧区话。我记得我与李彬初识时,看着他把藏族民歌翻译成汉文,我钦佩至极,后来还把他翻译的民歌安排在我们最早创办的《雪莲》杂志上发表。不过,我也知道,在那些民歌当中,有一些其实是他根据当时牧区的形势和当地情况自己编写的。我曾当着李彬的面质疑过,這能算是民歌吗?李彬却大大咧咧地说,嗨,我明天就让牧民唱唱,不就是民歌了吗?李彬下乡时一身牧民打扮,到哪里就说哪里的土语,完全是一个老牧民,牧民也从不把他当作上面来的汉族大学生干部。20世纪60年代,他骑着马走乡串村,组织歌舞宣传队。那时候,索县的民间歌舞太厉害了,居然能够到北京去演出!

在索县的嘉钦乡,那些年轻的舞蹈女子中,有一位叫其美的,长得非常漂亮。土敦与其美就发生了年轻男女之间的故事。1966年,其美为他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索朗旺堆。索朗旺堆后来说,他小时候,村里人都管他叫“嘉普”,意思是汉族儿子,他很不理解。有人告诉他,他有一个汉族爸爸,他也不相信,但他隐约觉得,自己可能是有一个汉族舅舅吧。

可是,李彬在上海是有家室的,他的妻子是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教师王爱珍。1977年,当李彬和王老师第一次出现在索县时,索朗旺堆才知道自己真的有一个汉族爸爸。

记得是1979年,我从地区到索县出差,结识了李彬。当时王老师也来到索县探亲,文质彬彬的王老师跟我说到李彬的藏族儿子,我还以为是李彬认下的干儿子呢,王老师说,不是哦,那可是李彬的亲生儿子。我当时有些不解,也不便多问。后来,李彬调到了地区文化局担任副局长,还是地区政协委员,专门负责民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有一年那曲地区举办夏季赛马会,王老师带着上海的孩子到那曲来看赛马会,其美也带着索朗旺堆过来了。其美很害羞,我们去看她时,她就躲到墙根,用手捂着脸。王老师倒是挺大方的,热情招呼同事们。开始同事们都觉得挺奇怪,后来却都被王老师感动了,她对李彬非婚生的藏族儿子那么好,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从上海带给他衣服、玩具、糖果、食品等礼物。当然,我们不知道王老师见到其美是一番什么情景。

后来,我们创建的那曲地区群艺馆招收员工,把李彬的儿子索朗旺堆招进来了。李彬对孩子的学习要求很严格,亲自教他藏文,如果不听话,是要收拾他的。因此,索朗旺堆的藏文水平不错,被安排在《英雄史诗格萨尔》抢救办公室工作。从那时到现在都三十年了,索朗旺堆一直从事民间文化工作,如今已经是地区群艺馆的馆长了。再后来,索朗旺堆也成家了,生养了三个女儿。李彬在退休之前,对索朗旺堆也作了一些安排,给他在那曲镇修建了住房,又在青藏公路边修了一间可以用作商店或餐厅的商品房。这样,儿子未来的生活应当不再发愁了。

很多年过去,我与索朗旺堆再次见面,格外亲切。我说,你长得越来越像你爸爸了。索朗旺堆说,是啊,那曲好多人都管我叫“小李彬”呢。我问起他们的情况,索朗旺堆告诉我,他的生身母亲其美,十多年前患肠癌去世了。父亲李彬退休后回到上海,2010年患肾病,在医院饱受磨难,三年后也去世了。父亲去世后,索朗旺堆对可能有某种疑虑的上海汉族妹妹说,你放心,爸爸留下的房产和钱财,我碰都不会碰的。妹妹让他写个字据按个手印,索朗旺堆都照办了。索朗旺堆对我说,爸爸把我从牧区带进了城市,有了工作,在那曲和拉萨都有了房子,我很知足了。上海的妹妹就是我的亲妹妹,我怎么会对上海那些钱物有要求呢?爸爸留下的真正的财富,是他多少年积累下来的对民间文化收集的成果,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手写的稿子,还有几大箱剪报,等我退休了,有时间了,要好好整理。

我问起汉族妈妈的情况,索朗旺堆从挎包里摸出一封信,那是王老师亲笔写给我的。王老师还称我“小吴”,希望我到上海能去看看她,并留下了地址、电话和微信。我当即拨通她的电话,互相问候。她说,我还是叫你小吴可以吗?你的名字虽然熟悉,可想不起模样,叫小吴就能马上想起了。我说当然可以,这样更亲切啊。

索朗旺堆告诉我,现在,爸爸不在了,藏族妈妈也不在了,每年春节,他都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去往上海,跟汉族妈妈一起过年。汉族妈妈对他们如同己出,汉族妹妹也把他当作亲哥哥,他们一起到上海迪斯尼游玩,一起看浦东的夜景。索朗旺堆说,我每次离开上海时,都心痛妈妈太孤独了,很想把妈妈接到拉萨,但又担心她年事已高,适应不了高原气候。

李彬与其美的这个藏族孩子的故事,很久还会被人们谈起。索朗旺堆说,我的这个汉族妈妈,真是太好了!一般人都认为,藏族人要比汉族人心胸更开阔一些,但我的这个汉族妈妈才真正是心胸开阔,我11岁时第一次见到她,那时什么也不懂,这么多年过去,妈妈对我这么好。特别是我的爸爸和藏族妈妈去世后,我跟汉族妈妈更亲了,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白度母,那一定就是我的这位汉族妈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