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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

来源:《法制与社会》 编辑:陈光 时间:2019-07-01

关键词 “知行合一” 王阳明 道德哲学 “心即理”

作者简介:陈光,河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6.226

王阳明是明代心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心学理论构建,不仅是对宋代陆学的重大转向,更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理论中极富特色的观点之一。对“知行合一”的理解,不能局限于通常文字释义下,而应融于王阳明整个思想体系与语境当中。本文以王阳明思想中的善恶动机作为出发点,意图解构出王阳明知行观的逻辑顺承与关系。

一、理在心中,善恶有别

王学建构的起点,是他的“心即理”命题,反观他的“知行合一”说,亦是如此。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是他与朱熹理学分道扬镳的标志,他在此基础上又提出: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吾心之处事物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处物为义,是吾心之得其宜也。义非在外可袭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

王阳明指出了心所统摄的包括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的基本理,同时也对何为善做出定义,心处事物,尽心体之理,无私欲人伪之杂即是纯善。圣人讲克己复礼,就是对人私欲的一种限制,认为克尽私欲,就能事事为公,体证大道。王阳明重新审视《大学》,认为《大学》中的“诚意”功夫是知行合一的重点: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

这是王阳明用诚意解《大学》,诚意之功囊括了整个《大学》思想。反映到知行合一当中,就是处理事物的动机是否存有私欲,这也是王阳明善恶动机在知行合一理论中分道扬镳的重要起点,对善念的高要求,对恶念的不留情,体现着王阳明对道德至上的无限追求。

(一)真知必能行

王阳明的学生曾问他,许多人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却不施行,如孝悌观念很多人都知道,可是有些人事父不孝事兄不悌,可见知行并非合一,而应区别看待。王阳明作出回应:

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王阳明在这里对“知”重新作出定义,认为仅有对道德理论的正确认识并不能称之为知,正确的认识一定包含了实践的内容,不付诸实践的认识,不是真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真知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实践,而经历过实践的认知才能称之为真知。真知与实行的关系在此有机的统一起来,同时也相应提高了对为善的要求,为善的真知与善行是要相符的,才能称之为知行合一。

要特别注意的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适用于道德伦理方面,对外界事物涉及很少或不提及。他要解决的是从朱熹提出“知先行后”以来,时人注重理论学习,埋首读书,却忽略实践功夫的弊病,知行合一的提出,恰如一剂良药,直达时人思想病灶,他重新解释何为知、何为行,将二者结合起来,告诉世人满口道德仁义不能视为真君子,道德源于人心之体,成于道德实践的落实,缺一不可。

(二)一念发动即是行

王阳明对为恶是从不宽容的,不仅如此,他还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须要彻底扯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对于为恶来说,王阳明认为一念发动即是行了,只要心中存有半点恶念,哪怕做的全是好事,就不算是知行合一。从动机的角度来看,王阳明旨在清人心中的恶念,从源头将“恶的可能”扼杀。实际上,在王阳明的理论中,还提出了“心外无事”的概念,王阳明认为,“事”指的是人与之接触的一切,包括人与人的接触产生的“事”,与所接触的“物”,而心外之“事”莫不反应在心中,也因此由“心”反射出相应的“念头”,诸如善恶、喜恶、平静或是激动,王阳明提出的“一念发动既是行”其目的不仅是区分善恶之别,更是劝人以此反省自身,从动机处警醒自身。王阳明在此消除了物我的二元分化,认为只有个体意念所触及的事物才能称之为“物”,如此便可确立“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将“物”作为一个连贯性的过程对待,则可以全面的把握和体证良知本体。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强调的是真知与实行的辩证统一,对于心理动机更多强调的是善的动机,对恶的动机是毫不留情的,因此提出若有为恶的念头,即使没有施行,也被定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在动机处辩善恶,是阳明知行合一理论的特色,这一理论的提出意在告诫世人正心中的念头,克己去私,诚己心之意。

二、知行相须,无分先后

朱熹在提到他的知行理论时这样说: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無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明显是对朱熹进行了批判,他提到: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以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

朱王二人都看到了知行二者的辩证统一,互不分离,朱熹将二者分别对待,认为即便知行常相须,然而终要分个轻重先后,而在阳明,则认为知行不应区别看来,这是一个有机整体。他重新诠释知行的含义,将宋儒以来的真知观念纳入他的“知行”当中,认为真知必能行,不行不足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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