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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中日关系趋向稳定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编辑:张明萌 江采欣 时间:2019-12-02

图/本刊记者 方迎忠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向89岁的傅高义伸手搀扶时,傅高义没有推开她。甘琦感叹:傅先生研究中国、日本这么多年,终于接受了中国的“敬老”文化。往常她做同样的举动,会被别的美国教授推开——“你觉得我很老吗?”

30岁那年,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傅高义到哈佛大学访友,东亚研究中心的裴泽教授告诉他,哈佛大学最近获得一笔基金,想培养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可以留在哈佛教书。正是这一机缘,让他开始研究中国。

十年后,傅高义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研究的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年)》,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的过程。这本书由他在香港翻阅1949年到1968年《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资料,并与大陆朋友深度访谈后完成。1973年,傅高义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1987年,受广东政府邀请,傅高义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广东之行。两年后,他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

傅高义对日本的研究几乎与中国研究同时进行。1958年,傅高义关注到战败后的日本,对日本如何应对战后危机、重建经济繁荣和新的社会秩序产生兴趣。他去日本学了一年日语,做了一年田野调查。回美国后,出版了《日本新中产阶级》,被称为“有关现代日本最前沿美国观察家之一”。

1979年,49岁的傅高义出版了改变他人生的一本书——《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讲述了他眼中日本诸多社会模式的成功范例,对当时发展减缓的美国有借鉴意义。这本书在日本销售七十多万册。此前,他是哈佛大学一位无名学者,这部著作出版后,走在日本街头会有记者过来采访。

至此,傅高义成为当时美国为数不多同时熟谙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能从两国研究中洞察亚洲与全球局势的学者。2019年,他推出新书《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详述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彼此之间的影响。

1930年,傅高义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一个犹太人家庭,英文全名Ezra Feivel Vogel。决定以研究中国为终生事业后,他取了中文名“傅高义”——德语里“Vogel”发音像中文的“fugao”,加上他英文名首字母E。E者,义也。“义”在中文里属于很高的道德水准,也恰恰是他心中伦理的至高境界。1973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

从1958年开始,傅高义每年去一次日本。1980年在广州常驻,每年到一次中国。他见证了战后日本的发展与泡沫经济的破灭,亲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迅猛发展。

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浸润,傅高义对迥异于西方的东亚文化有着深刻的体验。他享受到了“人情”带来的利好,广交友、善结缘是他每次访谈都会提到的。深度访谈是他最常用的社会研究方式。在中国,傅高义有很多长期交往的老朋友,他们多是身居要职的政府人員或学者,当他们因公职身份不便说话时,傅高义会以朋友聊天的方式推进他的工作,他认为,“朋友之间谈话,彼此会更加坦诚。”哈佛大学教授与费正清研究学院前院长的身份让傅高义得以接触到他希望接触的许多人,而一次次深度访谈则为他积累了足够的人脉。随着众多朋友不断成长、在各自领域担任要职,傅高义拥有了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人脉资源。

2012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证实了傅高义积累近五十年的人脉资源的分量:他的访谈对象包括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身边工作过的高级干部和深度参与时代进程的各界人物,还有与邓小平有过接触、对邓小平有特别认知的国外政界、学界人士。这本书让傅高义在中国享有盛名。

傅高义彬彬有礼、面带笑容,这让他深陷的眼窝、突出的鼻翼、占脸长三分之一的耳朵都变得柔和。采访中,他对目前的国际局势有点感叹,“现在全世界关系太复杂了,不能分开。要相互理解,相互合作,避免正面冲突。”

尽可能准确地了解两方面的看法

人物周刊:您现在访问中国和日本的频率是怎样的?

傅高义:我开始去日本是1958年,呆了两年。以后我每年都有一次访问日本,80年代以后,我每年去看中国。为什么我要写这本新书?是因为中国人觉得,与日本的关系要看历史,但日本人看历史看得不够。为解决两个国家的关系问题,应该多了解历史。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在您之前中国和日本两国各自对两国关系的研究?

傅高义:日本人做中国研究,记录详细,哪一年某某人做什么事,这类详细的事情,他们特别成功。中国呢,解放以后,中国政府当时对日本有什么看法会影响中国学者对日本的研究。虽然他们是看日文的,看得比我多,但是他们的分析带有政治色彩。日本没有统一的思想和政治,各种各样的内容,右派、左派、中间派,文学的、学者的看法都有。

人物周刊:您从中国的角度研究中日关系,实际上是在研究中国。

傅高义:对。我想知道中国人怎么看日本。应该了解:为什么中国人是这样看?是依靠什么经验,大家有了这么一个结论?中国也好,日本也好,都要用这样的研究方法,那是我的目标,尽可能准确地了解两方面的看法。

人物周刊:您这本新书最后一章写1992年到现在的中日关系,里面有很多信息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的可能是中国这边的,但日本那边怎么看我们,我们是不知道的。

傅高义:我认为一个旁观者应该多了解,应该多学,应该尽可能正确地了解92年以后中国人怎么看,日本人怎么看。爱国主义运动以后,中国人写日本,是按照爱国主义来的,比如90年代后期去中国,我在宾馆看电视,会看到抗战影片。90年代很多中国朋友对日本的态度,我认为也是受了这些老电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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