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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亚洲影像指南

来源:《新民周刊》 编辑:马纶鹏 时间:2019-07-09

一带一路电影节。

在两次工业革命浪潮的狂飙下,欧美一度就是世界的发动机。而之前早已方兴未艾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又让西方学说得到彻底的思辨和解放。而在物质进步和文化纷呈的19世纪末期,唯一一个让亚洲和欧美取得共振的,就是电影的发明和普及了。

1895,电影发明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咖啡厅放电影,公共性、放映机制和剧情模式构成了现代电影的要素。学界虽然对亚洲各国电影最早放映具体的“人时地”还有争议,但可确定的是,早在1896年,卢米埃尔兄弟的助手就带着放映机辗转来到香港,随后上海、京都、大阪、孟买都留下他们的足迹——这在《早期香港电影史》《中国电影发展史》《日本电影110年》《印度电影史》都有提到。

电影的出现,比蒸汽机、火车、电灯等任何发明都要来得传播及时和欧亚同幅,它本身就是商业、技术、美学的综合体,但它的传播和制作,是一个不断抗拒殖民主义,尝试本土化,融合各国文明特色的过程。此为亚洲电影百年变迁的主线,也是下文我们介绍的日本、韩国、印度、伊朗几个代表国家所表现出的共同影像景观。

日本:本土文化与输入合流

亚洲电影无论如何不能绕过这个传统又带着霸权夸张的扶桑岛。日本民族电影的兴起,变形乃至病态,战后反思和风格突变都和本国乃至亚洲的命运息息相关。电影史家佐藤忠男在其煌煌大作《日本电影史》中就将日本电影“视为综合调度艺术,社会意识转型,审美风尚流变,社会关系重组,文化输入合流的核心承载”,它融合了日本传统音乐、能剧、大众小说、传统歌舞伎等,又大胆接收一切西方的技法,很快就走到了亚洲电影制作的前列。日本工业的绝对优势催生了“日活”、“松竹”、“东宝”这样的大制作公司,才有了村田实《路上的灵魂》(1921)和沟口健二的《雾码头》(1923)这样的奠基作品。

《东京物语》成为日本电影的传世经典。

30年代的日本电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各种思潮碰撞、对峙。而这段时间恰恰也是电影本身从无声转向Talkie/有声电影的重要转折,两相作用,促成了日本电影的“經典时代”,出现了内田吐梦的《人生剧场》(1936),小津安二郎的《独生子》(1936),以及黑泽明的处女作《姿三四郎》(1941)。同一时代的被日本侵略的中国,电影同样是黄金期,只不过以抗争、隐喻、家庭伦理的方式进行着另一种历史记述。

战后日本电影在集体反思的同时,是由几位名导和六大制片公司主导。此时,日美联盟建立,日本出现了电影运作上的“好莱坞化”和导演拍摄上的“日本本土风格”的对立,其实也是一种辩证关系。黑泽明的《罗生门》(1950),成濑巳喜男的《闪电》(1952),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1953)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这种迅猛发展势头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期,直到电视普及,电影产业开始急速衰败,新东宝和大映映画分别于1961年及1971年倒闭。但危机却给年轻一代创造了机会,大岛渚、山田洋次、熊井启等人引领了“新浪潮运动”。

四方田犬彦在其《日本电影110年》对随后的1980-2010年给予日本电影很高的评价,主要体现在——类型多样化,制作大众化,风格趋于精致平和,娱乐和文艺并重等特点,和日本的政治大环境也逐渐剥离。这时出现的推理片、恐怖片、情色电影,宫崎骏的动画,和新世纪以来的二次元、动漫风、末世感,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影响深远。而此时黑泽明、小津安二郎等老一辈的导演依然宝刀不老,还积极提携后辈,不仅有《乱》(1985)这样的经典留世,更为日本电影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1985年创办的东京国际电影节更是亚洲最先登上世界舞台的先例。

韩国:收放结合,政府配合

韩国在东亚三大国中最大的历史差异就在于它的被殖民性。1897年韩国也已有了最初的电影放映,当时兼顾商业放映和贵族口味。但很快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直到1945全面光复,而50年代的朝鲜战争又把整个半岛拖入到巨大漩涡中,所以半岛早期的电影杰作并不多见,《阿里郎》(1926)和《春香传》(1935)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可惜都已失传。但“阿里郎”和“春香妹”的文化传统和情感结构已经深深嵌入到半岛记忆中,之后朝鲜和韩国,不约而同地,都有导演对这两者进行改编和再创作。

《寄生虫》为韩国赢得第一个金棕榈奖。

历史原因让中国观众对于韩国90年代之前的电影都不太了解,我们更多熟悉朝鲜电影,比如《春香传》(1959)和《卖花姑娘》(1972)。直到1992年中韩建交,电影才逐渐开放。50年代的韩国电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复苏,另一个是社会现实片和历史片同时如雨后春笋,这其实也是很多国家战后电影的特征。60年代,韩国当局加强了文化审查和控制,《电影法》颁布和施行。此时电影技术的革新(比如宽银幕、全彩色等)和亚洲电影互融让韩国电影焕发新机。值得一提的是,60年代鼎盛时期的香港“邵氏”就邀请当时家喻户晓的导演申相玉去拍片,出现了第一部中韩合拍片《观世音》(1967),而胡金铨的《空山灵雨》(1979)和《山中传奇》(1979)很多外景也都是在韩国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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