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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和福柯:“主义”之争

来源:《看世界》 编辑:王悦 时间:2019-12-10

1969年,巴黎街头,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左)与米歇尔·福柯(右)

在一张1969年拍摄于巴黎街头的黑白照片中,剃光头、戴牛角眼镜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捏着两张从口袋掏出的有折痕的纸,正对着记者的麦克风发表一篇宣言。

在他一旁,身材矮小、头发泛着银光的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正低头试图在寒风中点燃一支烟。两人的身后,露出另一位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侧脸。

只有在法国,我们才能在社会运动中看到如此多思想家的身影;也只有在法国,人们已经习惯于,学者不仅躲在象牙塔里潜心钻研,还会为了社会的不公不义走上街头。

20世纪的法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与之相应,法国的思想界也经历了几次重要转折。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中的萨特和福柯,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法国思想的两个时代。

萨特所掀起的存在主义运动,为经历过战争失败的法兰西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由福柯推至顶峰的结构主义思潮,反映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治困境中,法国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挫败感。

透过萨特和福柯的思想和经历,我们也许能够管窥20世纪法国思想范式的重大转换和争论焦点,并有可能理解这个热爱自由的民族对现代人类困境所作的思考。

自由的悖论

英国作家萨拉·贝克韦尔提议,把存在主义的诞生定在1932年至1933年之交,三个年轻哲学家在巴黎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闲聊。从德国柏林放寒假回巴黎的雷蒙·阿隆,兴致勃勃地向27岁的让﹣保罗·萨特和25岁的西蒙·德·波伏娃,介绍一种叫作“现象学”的新鲜思潮。

彼时,萨特还只是个循规蹈矩、受过学院哲学训练的中学教师。由德国思想家埃德蒙·胡塞尔所开启的现象学,却绕过了思辨哲学对于理念世界的追寻,振臂高呼“回到事物本身”。

胡塞尔主张,不应再去追问事物的表象之下是否有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真理就在自我呈现的现象当中。用阿隆的话来说:“如果你是个现象学家,就可以从这杯鸡尾酒大谈哲学!”

这让厌倦了大学所学及高中教学的年轻萨特激动得“脸色惨白”。1933年的暑假一过,萨特就怀着创立自己哲学体系的雄心,动身前往柏林进修胡塞尔的现象学。

在萨特前往柏林进修之时,纳粹党已经在德国兴起,战争的乌云笼罩在欧洲上空,薩特也被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发布参战动员,萨特被派往布鲁马斯担任气象兵。1940年5月,德国进攻法国,法国军队在短暂抵抗之后溃败,萨特则在德法边境被德军俘虏,后来又被遣送至德国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

战争爆发前,萨特虽然持标准左翼学生的政治观点,但并不热心政治。逃出战俘营后,萨特深信必须积极参加反抗压迫的斗争。他回到巴黎后,与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一起,创办了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抵抗组织。

对处在维希傀儡政府统治下的法国人来说,《存在与虚无》是一篇反抗压迫的宣言。

1943年,萨特出版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由于战时巴黎煤炭短缺,且电力供应不足,萨特不得不到圣·日耳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写作。这部从战火中诞生的著作,奠定了法国存在主义思想的基础。萨特将自由置于所有人类经验的核心,他认为有两种存在的方式—“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

“自在的存在”是指人其实和世间万物一样,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他只是存在于那里,没有任何意义可言;“自为的存在”是指人不同于其他事物之处,在于人有意识,而人的自由就在于这种不断创造自身存在意义的行动中。萨特用一句简短的口号,将存在主义概括为“存在先于本质”。

维希政府统治时期,在户外阅读的女性

存在主义在经历过战争失败的法国人精神深处,掀起了一场革命。对处在维希傀儡政府统治下的法国人来说,自由是最为缺乏也最为宝贵的事物,《存在与虚无》是一篇反抗压迫的宣言。

尽管有人批评萨特的自由观过于理想,夸大了人的能动性而不顾现实,但萨特指出,他所谓的自由总是处在某种特定的“处境”中,完整的自由必定也包含了现实的限制。不管加诸人的处境有多么极端,只有人自己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就是说,即使面对战争、监禁或死亡,人的自由都是不可剥夺的。

尽管萨特将现实的条件纳入了他对自由的论述,但“处境自由”仍然成为萨特一生都要面对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加里·古廷所认为的,在德国占领期间,在与占领军合作或抵抗之间作选择是相对简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面对的选择要复杂得多,很多相反的选择都能合理宣称是出于“自由”的名义。

尤其在战后法国的种种政治斗争中,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相互交织,积极参与斗争的萨特时常面对着自由的悖论。萨特需要解释的不再只是自由本身,而是在特殊人类状况中的自由。

“人之死”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萨特一直是法国思想界的明星。他不仅是一个会写艰涩哲学著作的学者,还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甚至认为,自己的作家身份要比哲学家身份重要。

40岁之前,萨特已经发表了小说《恶心》,还以剧本《苍蝇》和《密室》在戏剧界成名。他从1947年开始主张一种“介入文学”,提倡要让文学直接参与政治,要“努力使读者意识到在那一历史环境中包含的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为了反对与他文学理想相对立的“纯文学”,萨特甚至拒绝了1948年颁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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