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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科学的事情交给科学

来源:《南风窗》 编辑:未知 时间:2020-03-21

2月19日,白岩松连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王院士称,由于床位增加,“应收尽收”战略正在一步一步实现。但他同时指出,除了“应收尽收”, “应收早收”很关键。

病人越早被收治,就能越早切断传染链条,防止更多人被感染,有利于更快地消灭疫情;“应收尽收”同时还意味着,被感染者都能获得医疗救助,不至于在病情拖延中无助地陷入绝境。

“应收尽收”“应收早收”本质上都是科学问题,但在现实里,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社会问题意指,社会资源的总量与配置能否承载这一要求。武汉封城以后相当一段时间,资源问题一直是一个短板,疫情的快速蔓延与资源承载能力不足息息相关。

而政治问题则是说,应对疫情高度依赖政治决策,能否及时选择一个符合科学规律的方向,直接决定着疫情走向。封城,“应收尽收”,把CT影像作为诊断标准,一户不漏、一人不漏地排查,这些符合科学规律的正确举措的实施,每一次都对应着积极的变化。

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组成了疫情应对的复杂性。换句话说,对自然灾难的应对,表面上取决于科学的进步,事实上科学能力受到社会资源的制约,更受到政治规则、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的左右。

自然规律和科学能力之间是一种对应关系,但它和社会资源、政治决策之间则处于不同领域,后者往往很难对自然规律作出亦步亦趋的反应。回顾过去20年来发生的SARS、埃博拉、H1N1流感、MERS以及当下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我们就会发现,社会资源、政治决策,而不是科学能力,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资源几乎是无解的。一些国家可以投入巨资在大城市进行预备性的准备,比如以色列的海法,就在一些大型公共场所准备了随时可以改造为类似方舱医院的设施。但这种准备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浪费,不可能被大面积效法。当疫病袭来,紧急调集才是应对常态。

但疫情不等人,当然也不会等待政治决策在程序上必然出现的蹉跎,这一点无分东西。东方社会的控制力强,动员和决策效率更高,但地方官员可能会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从而阻拦信息传递,丧失最佳控制时机;西方社会的信息传递更快,苗头更容易被发现,但由于有各种政治忌讳(如人权、自由、种族等)的强力制约,难以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来困死病毒,采取行动也会迟疑缓慢。

官僚主义是科层制的痼疾,不管处于何种社会形态都无法彻底根除。“钻石公主”号在日本的遭遇,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就像我们反思湖北疫情本应不至于如此严重一样,这艘邮轮上的疫情本来也应该得到更有效的控制。“旗国主义”的管辖原则让事实上唯一能提供治理救济的日本束手束脚,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行则让它瞻前顾后,船上的防疫措施竟然完全没有传染病专家参与,传染病学教授揭露事实以后遭到官方和社会的口诛笔伐。最为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下船后的日本人居然是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回家。

人心是不是会恐慌、社会是不是会失序、乌纱是否还能长保、流程是否完整地履行、预警是否被授权、采取紧急措施是否超越权限、不按本本要求分发救命物资是否要承担责任、紧急措施是否影响到后面的重要活动,这些社会性、政治性考量,都会让设计精巧的预警机制形同虚设。这些考量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心理活动:也许没那么严重?万一没事,风险不就白担了吗?

但疫情,其他天灾,也就是自然规律,可不会犹豫,也不必思考,更不會等待,它们只会肆虐。

可以寄望遍及世界的科层制造成的官僚主义会被有效压制,来改善下一次灾难来临时的局面吗?经验告诉我们,这一点总体上是天真的,即便改善也是极其有限的。

我们今后更应该重视的方向,是把调查、研判、预警的权利更多地交给科学,让处于科学链条中、职责更为单纯、不必瞻前顾后的科学家们来决定前期处置,在科学与决策之间建立更简洁的连接,并且要容许偏差,让他们敢于揭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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