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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布达佩斯的惊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编辑:余泽民 时间:2020-03-26

余泽民

今日惊蛰,对我来说则是“惊着”。

凌晨三点。在布达佩斯一栋帝国时代的老楼里,我根据自己的魔鬼作息时间从床上爬起,准备伏案翻译。在等电脑开机的20秒里,先习惯性地点开桌上的手机,立刻被一条匈语消息惊着了:匈牙利总理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匈牙利首次确诊了两名新冠病毒感染者,均为伊朗留学生,一个在医科大学,一个在农业大学,他们都已回到布达佩斯几日,密切接触者已被隔离……昨天我还跟国内朋友说自己待在“净土”,转眼就已沦陷。

我立即上网查看相关消息,关注国内疫情,转发几条我认为值得读的帖子。直到窗外天光渐亮,我才把手机调至静音,放到书架高处,逼迫自己进入工作状态,继续翻译马洛伊的《我本想沉默》。

说老实话,这就是一个月来我的常态。自从武汉封城那天起,即便我远在8000公里外的多瑙河畔,长期养成的生活节奏也被打乱,无意中变成了“手机控”。夜夜失眠,仿佛自己身陷疫区,一刻钟不看微信就觉不安,为裸奔于前线的湖北医生揪心,为住不进院的武汉患者发愁,为援鄂的医护队伍的斗志鼓舞,但又担心他们遭受道德绑架。对于记述一线人员喜怒哀乐的报道我每篇必读,但很反感类似“流产后十天重返一线”“女护士流泪剃光头”之类的新闻炒作。我很赞同张文宏医生说的那些听起来并不那么铿锵的大实话,说医护人员应“不损己地利人”,应有“免于受伤害的权利”,“没有防护,你可以拒绝上岗”。

我是80年代的北医人,虽然弃医从文,但作为校友还是被拉进了七八个医生群。群里精英很多,且遍布世界。平时大家经常讨论专业话题和具体病例,对医患矛盾、医改失败和医学圈的消息进行争论,通常来说,群里若没有人@我,我很少去看。但是这些日子,我每天都会进各个群“爬楼”,因为他们贴出的信息、看法和建议会更专业、更现场、更靠谱。虽然我远在欧洲,但受到的感染无时差,无距离。看到援鄂人员出发前的集体宣誓,那一刻我后悔自己改行,沖动得想立即飞回国,加入白衣天使们的行列。

我记起大三那年,在医史课上第一次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言,那一刻感受到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升华了我对这一职业的认知。“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将这句话抄在了好几科课本的扉页上。医生伟大,但也脆弱,战疫中3000多感染,十几位牺牲,称得上惨烈。

惊蛰之日,也看到一则官方发布的消息,说李文亮医生等被追授全国防疫先进个人称号,各个群都在传那个长长的名单。但实话实说,这并不足以安慰医生群体,大家纷纷追问:调查结果呢?省思呢?总不能让牺牲者一手拿着奖状,另一手还攥着训诫书站在天上?其实,对他们的存在意义无须拔高,大家只需扪心自问:我们是否都希望在自己的群里能有李文亮?是否希望以后仍能有人像他那样出于职业的敏感提醒大家?如果当时他发出的那条微信没被敲上“谣言”的戳子,至少同行内会有很多人提高警觉,采取保护措施,那么今日表彰的506位先进个人中也不会有这么多名字套着黑框。

记住,并反思,这是面对大灾难人类该做的事。尽管集体的记忆总是很短暂,但个体的记录多少可以弥补史实。或许,这也是远在布达佩斯的我,很想去前线当一名医护的背后想法。记录,是记忆的基础,有了记忆,才可能有反思,有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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