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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新世界

来源:《南风窗》 编辑:未知 时间:2020-05-20

2020年3月28日,印度實施全国封锁后,新德里的外来务工者等待乘坐政府提供的客运大巴返乡。

战争、饥荒和瘟疫,是与历史变轨相关的重要力量,要么是变轨的原因,要么是变轨的表现。

这三者,有一个共同点—减少人口。说起来有点冷酷,但纵观历史,这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达成平衡的方式。

农业,促成分工发展、职业分途、阶级分化,推动城市产生、文明繁盛、人口滋长,但它同时让我们在长达近万年的时间里不断触及天花板—自然对人口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明消耗的供给能力。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然是绝对的,人口是相对的,因此达致平衡的方式就是减少人口。

挣脱“马尔萨斯抑制”的办法,是科技。科技的结果,是工业革命。工业远比农业能承载更多的人口,同时,工业化的农业能大幅提高产出率,从而持续支撑工业化。

在此基础上,一整套的政治、社会、文化上层建筑被构建出来,生成新的伦理,对人类能力带来新的限制。这些限制,往往就是灾难的机会。

科技抑制了全面战争,因为大型战争的代价变得不能承受;科技在现代化社会消灭了饥荒,因为生产力不断提高。

但瘟疫尚不能被科技克服,这有几个原因。

一是主权国家的壁垒,决定了发展的不平衡性。传染病主要是由微生物和寄生虫导致的,而它们的活跃度又和卫生条件相关,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总是无力防范和遏制微观世界的攻击。非洲传染病多发,正因如此。

二是工业化、现代化程度意味着人口密度,这是效率要求。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即便有良好的卫生条件和公共卫生体系,有利于减少传染病发生的机会,但一旦发生,由于人口密度高,其杀伤的烈度丝毫不逊色于落后地区。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球的严重程度,总体上和社会发展程度成正比,就是这个道理。

三是现代生活其实是一种非自然生活,或者说是一种变态生活—我们总是要把自然的东西经过理化手段进行剧烈的形态转换之后,才得到最终的消费品。生产、消费过程的非自然性,制造了新的恶劣的生存条件,会迫使微观生物寻求新的适应能力以确保基因存续。一些非致病菌转变为致病菌,一些弱毒株会变成强毒株,一些病毒会降低物种特异性从而把人纳入宿主范围,还有各种不可测的变异造就新的病原微生物。

科技是解析和应对瘟疫的最终手段,但始终无法克服它,一方面有认识总是滞后于现实的原因,这一点几乎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是科技力量的发挥无时无刻不受到非科学因素的制约甚至压制。

后者,正是今天全球疫情蔓延的环境下,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这些因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各色人等,以及机制本身,投鼠忌器。瘟疫来时,风云惨淡,平静时节,掉以轻心。

但它始终会改变一些东西,以一种次生震荡的方式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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