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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以斜体书写自己

来源:《看天下》 编辑:张恒 时间:2020-09-15

● 4月13日,星期一,晴。最近,看到很多人写疫情中的日记,这倒引起了我写一篇日记的欲望。前两年,老婆偶然翻出我高中日记本,赫然发现我坦白情史时竟然漏掉了暗恋部分,勃然大怒,断掉我一年生活经费并实施宵禁政策,之后,我就对日记这东西失去了兴趣。不过,这次疫情期间,日记这个门类,再次活跃起来。前几天看到有人说:经历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要写日记,倒也非常赞同。与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报道,专家们字斟句酌的分析相比,日记自有其特殊之处,它充满生活气息,是历史图片最小,最细腻的像素。中国人过往的历史,都是颗粒度极大的影像,只能粗看大的脉络,有了更多个体记忆,画质才能变成1080P。对这次的疫情也是如此,官方叙述之外,当有民间记忆进行补充。

● 《新京报》书评周刊上记录了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马尼写“封城日记”的故事。她被法国总统马克龙“钦点”为全球法语推广大使,可见其在法国文坛的地位。疫情期间,她躲到乡下,日记自然写得颇具田园风。比如,她在日记开头写道,“今夜,我辗转难眠。顺着卧室的窗户看去,黎明的曙光从山坡升起。草上结着薄薄的霜,看上去冷冰冰的,椴木枝上隐隐冒了几个嫩芽。”结果,这组日记引起法国文坛的一场纷争。有人讽刺她的乡居隔离生活就像是睡美人一样;有人觉得她太不接地气,“仿佛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深入所有领域,只有特定的社会阶层才有特权表达时间的味道”。一位媒体编辑更是毫不客气地写道,“当你的思绪在绿色草地徘徊时,有些人只能在15平方米内焦虑不堪。”这也没什么奇怪,文坛笔墨官司多,好在他们也只停留在打打笔仗而已。蕾拉·斯利马尼仍能继续生活在她的乡下,写她的田园日记。

●她过着我羡慕的生活,但我对此并无意见。大年初二逃离即将封村的老家,到现在我还没机会回去。偶尔在朋友圈看到父亲发家里的花花草草,也觉得心中快慰。压抑太久,总是需要自然慰藉。人类进化这么多年,终究没有丧失与根脉的那一丝联系。周末趁着天气好,我忍不住带家人去公园,果然四处都是人。前不久,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五部门联合开展不文明游园行为整治行动,疫情期间不戴口罩,将会被列入黑名单。游园期间,趁着人少,为了吸几口新鲜空气,我却曾摘下口罩。后来去洗手间,竟然也忘了。看到旁人盯着我,这才虎躯一震、心中一荡、嘤咛一声,意识到问题所在,顿时心生惭愧,仿佛赤身裸体一般。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捂着鼻子,跑回休息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这么久与口罩相处,它都快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一个细节。当然,由于此前暗恋日记的阴影仍在,这次重要的游园经历,当时并未记录下来。

4月9日,航拍江苏常州武进太湖湾,船只如斜体文字,印在水面上。(@视觉中国 图)

● 谈到日记,最喜欢看胡适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日记,主要原因是“真”。很多人写日记,是给别人看的,这大概是小学老师传输给我们的一个很糟糕的文化习惯。既然知道有人会看,日记内容自然就成了自我形象塑造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都是端着架子写,去趟公园都能生出为国为民的情怀来。两位老先生的日记则真的是日记,有时候会写些感悟、思想,但也不乏生活趣味,胡适日记里,衍生出来的最著名段子就是,经常打牌,几次要痛改前非而不能。戒烟也是如此。他还有拖延症。季羡林日记更是行文自由,随便举一个例子吧:“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么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睡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嗯,果然大师也是人。

● 俄羅斯诗人阿赫马托娃曾引用过布罗茨基的一句诗“你将以斜体书写我们”。对此,后人有多种解读。我更喜欢一种说法是,历史是由大写的、正体文字写成的,斜体则是一种隐喻,区别于官方话语体系的隐秘的、个人化的书写。相比而言,它更自由,也更真实。我们能否用斜体来书写自己,当是一个底线。如果连自己的暗恋过往,都无法在日记中坦然写出,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当我藏够了私房钱,一定要和老婆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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