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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百年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来源:《记者观察》 编辑:王亚晶 时间:2020-09-24

2020年的夏天,无论是对于高考生还是高校毕业生而言,无疑都是特别的。受困于疫情,当874万高校毕业生还来不及体会毕业季的欢笑与泪水便要匆匆“云毕业”时,有1071万的高考考生,终于迎来姗姗来迟的高考,完成这一年一度的交接仪式。不论2020年的前半年有多少纷纷扰扰,无论这次载入史册的高考多么戏剧化,到这个夏天结束之际,1071万考生中都将有超过80%的人进入全国各地的2688所高等院校,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中的一员。

是的,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到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已有100多年。这100多年记录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求生、改革与巨变,也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奔走与呐喊。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的高校从100多年前最坎坷动荡的时代走来,其发展也一直在恪守这一精神。这一精神不仅改变着一个个普普通通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着一个东方大国再次崛起的历程。

1840-1912屈辱求生

众所周知,中国高等教育的开端来源于一次又一次的屈辱。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中国人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决定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1894年,当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水军在黄海之战中全军覆没,人们逐渐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早已不足以挽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亟待全面变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教育。于是,中国决定效仿成功靠教育崛起的日本。1898年,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成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也就此拉开帷幕。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其中关于高等教育的条文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可是在當时,中国高等教育还停留在起步阶段,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全国上下符合标准“大学堂”的仅有3所,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北京的京师大学堂以及太原的山西大学堂。相较之下,众多教会大学成了当时中国高校的中坚力量,它们最早实行西方学位制度,可以进行研究生培养;它们最早设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是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它们最早传授西方现代医学,如今家喻户晓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等均起源于教会学校。

但是教会大学的出现并非是为了开启中国的民智,列强们之所以先后退还战争赔款,吸纳大量中国学生赴外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植认同西方价值的知识分子。可是列强远远低估了中华儿女报国的渴望和救国的决心。孙中山、梅贻琦、胡适……和数万名留学生一样,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毅然决然漂洋过海、奔赴异国,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马相伯,作为一名天主教神父,却坚持震旦学院学生自治,为了抗议教会的干预,甚至率所有中国教员集体辞职,重建“复旦公学”。尽管当时并没人知道中国高校路在何方,但总有“先驱者”透过黑暗看见了一点光,为了这一点希望,他们前赴后继,为中国高校的发展带来一次又一次变革。

1912-1927黄金时代

然而,清政府奋力一试的新学制最终也没能拯救这个岌岌可危的王朝,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宣布退位,中国持续2000余年的封建统治轰然倒塌,中国人“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也开始土崩瓦解。但这却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黄金时代。

蔡元培

北京大学

民国初年,新政府效仿德国,以基础科学研究为大学目标,开始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变革。在国民政府支持下,蔡元培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与完善,形成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校长,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他不仅主张以基础科学研究为重,还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令北大逐渐成为一个停办商科、工科,以文科、理科为主的“研究型大学”。使得无论是信仰马列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提倡新文化的鲁迅、胡适,或是坚定保皇的辜鸿铭,又或是支持复辟的刘师培,都能在北京大学里并坐讨论学术与思想。

同一时期,大量留美学生相继学成归来,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高等教育又开始学习美国,以服务社会为大学使命开始了第三次变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国立东南大学,其校长郭秉文是留美教育博士,在他的主持下,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这时候,在美国“实用主义”的思潮下,师范、交通、医科、法科等专门大学也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全国大学的数量开始迅速攀升。

然而,高校快速发展的背后,却是军阀混战。动荡之下,众多大学的办学经费常年青黄不接,有些学校甚至几濒破产。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都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迎来了一段短暂的繁荣,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只是好景不长,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再次践踏华夏大地,稍有起色的中国高等教育又再次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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