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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底层年轻人的梦想与现实

来源:《世界博览》 编辑:刘晗 时间:2020-10-10

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或者洛杉矶街头的人行道上,这样身上挂着失业标牌、等待工作的人随处可见。这种做法或多或少也带有些抗议和讽刺的意味,并且延续到今日。

同是在社会底层,生活在欧美国家的年轻人喜欢靠福利救济过活,而中国青年却相信自力更生,千方百计寻找一份能改变自己生活的工作,甚至背负着改变家族命运、光宗耀祖的期待。一面是抛弃梦想坐吃山空,肆意挥霍的青春,被他人投来鄙夷的目光;一面是拥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奋力拼搏却难以翻身的人生,看似不同的两条路却有着殊途同归的可能。

福利救济:安稳的靠山还是烫手的山芋?

对于无业人口的日益增加,社会也有着积极的应对措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膨胀这一世界问题带来的财政负担不容小觑,即便是现行的福利法案长远看来也难以支撑下去。每年填补福利救济这个缺口,让原本紧张的财政问题雪上加霜,不少国家努力将这部分人口转为生产力以减轻负担,改善这种人力“不平衡”引发的社会矛盾。然而社会的发展并不会遵循完美的构想,大多数时候只会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激发出另一个新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令不少国家堪忧的事情没有尘埃落定,反而愈发凸显出来。自动化智能AI技术在职场上的广泛使用在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却减少了就业人数。工作日益稀缺,就业压力不断增大。艾弗·索思伍德 (Ivor Southwood) 在其著作《永动的惯性》(Non-Stop Inertia) 里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观察,写出了当代失业者的尴尬处境。

求职津贴的申领者被机构要求写出详尽的求职日记,要一一列出每周至少做了3件有利于找工作的积极举动,否则他们获得的这份政府福利就会被取消。而这个提笔记录的事情还只是对申请人“拷问”的第一个环节,如果失业者不切实履行,胡编乱造,这份唾手可得的福利就有可能不翼而飞,情节严重者还会遭受某些惩罚。这种类似“胡萝卜加大棒”的措施,不断鼓励失业者制造正能量,与此同时也剥夺着他们是否上班的自由。近几年尤其是在欧美国家,领取福利救济的标准越发严苛,有的还要以申请者找工作的意愿是否强烈来裁定,可谓算计到心坎里。一份社会救济福利,曾经被视为安稳的靠山,而今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社会的福利发放为什么在今天需要如此严苛的审查?事实上,有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在重压之下失去了奋斗的梦想,一言以蔽之,他们的初心就是躺着。日本学者斋藤玉城曾对这样一批年轻人的生活展开过研究,他发现一种社交病悄然流行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中间。他们被称为“蛰居族”或是隐蔽青年,这个看似低调优雅的名字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社会弊病,不仅影响着他们个人的未来,也对他们身边的朋友、家人造成了影响。与日本的“蛰居族”类似的是中国常见的“啃老族”。在工作岗位日益紧俏的今天,如此与世隔绝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成为一种普遍趋势。

在西方社会中,依靠社会救济金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一选择有着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社会福利救济的门槛也因此提高了申请要求。按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说法,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把社会平均收入的50%-60%作为“贫困线”,也就是给予这样的人群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全国历来最大规模的2万亿美元纾困振兴方案,以援助受到疫情快速蔓延影响的劳工、企业以及资源耗尽的医院等。失业人士除了可以拿到所在州的失业救济金,也会收到这项计划拨付给他们的每人每周600美元、但是最多只有4个月的补偿。背靠着父母家人、社会救济的双重扶持,年纪轻轻就被扣上“好吃懒做、不孝儿女”的污名,他们内心长久以来缺乏安全感、具有自卑倾向却鲜少有人理解,无法像大多数年轻人那样融入社会,压抑与痛苦无从倾诉,做任何事情都力不从心,最终不得不在亲友家人的鄙视质疑以及恩威并施的福利政策下将就过活。在高速发展、统一标准化的时代,社会对于人的活法反而陷入了一种机械的定式思维中,纷纷将成功与工作、关键绩效指标(KPI)挂钩,而对个人生活避而不谈,隐蔽青年的出现无异于是对这种标尺的无声对抗,就像动画片《辛普森一家》里懒惰的荷马,日益宽厚的身躯即是对理性生活的藐视。

欧美国家的底层工种里,无论是操作环境还是工作器具,都有着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保障。

以低保救赎自我,隐蔽青年禁锢了身体,却实现了思维的无限自由。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即便自己每天上班通勤打卡、加班熬夜,无论外界有多少鞭策的鼓励,内心深处总是有一个声音与隐蔽青年的想法遥相呼应。在出身卑微的底层阶级之间,废青和追梦人永远并行不悖。有个说法——勤快的人,永远是懒人的奴隶,好像奋斗者始终在吃亏,但是未来,这个替懒人背的“锅”恐怕连社会也负担不起了。

越贫穷越工作,还是越工作越贫穷?

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 (Barbara Ehrenreich) 曾在其作品《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生》中披露了美国底层民众的真实情况。为了探究贫穷的真相,她卧底潜伏到“穷忙族”的生活中,在不同城市和行业之间游走,先后做过服务员、清洁工、售货员以及看护工等,掌握了行业的一手资料,借此机会也接触到了有着各种背景的同事,了解了他们在雇佣、住房、医疗、薪酬上所遭遇的不少奇葩事。身为女性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的芭芭拉之所以对社会底层的议题感兴趣,大多是出于自己的家庭背景——父亲是矿工,前夫是卡车司机。曾几何时,有多少人以为,努力工作才是脱贫的唯一途径,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却有着戏谑的味道。某种意义上讲,穷人所期待的幸福,似乎无异于一只“追着自己尾巴奔跑的猫”。事实上,这背后存在着一个既定的社会法则——帕累托“二八定律”,也就是社会上20%的人拥有着80%的社会财富,意味着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是不平衡的。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日益严重,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在等待命运转折的途中,被金钱拖累着尚好的青春。如今社会中所谓的“穷”,不只局限于物质上的短缺,大多数穷人的精神世界即是一片荒原,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之外毫无乐趣可言,精神貧瘠也是继温饱生存之后的另一大社会课题,如何有尊严地活着,是决定未来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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