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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大学的最后十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编辑:宋春丹 时间:2020-11-17

在北京协和医院退休教授叶世泰看来,战乱年代,他的母校圣约翰大学就像上海的世外桃源。

圣约翰大学地处苏州河畔,三面滨水。穿过兆丰公园后门就进入学校,一株巨大的古香樟树枝繁叶茂。它的枝干遒劲,低处的树枝多横斜着生长出去,人刚好可以坐在上面,很多同学就坐在上面赏景、读书、谈恋爱。旁边的大草坪上,有时会有一些教授在打高尔夫球。一首老歌“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s”(爱在我心感怀时)在校园中风行。

作为一所教會大学,圣约翰大学的英文校训是“light and truth”(光与真理),出自《圣经》中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叶世泰不是基督徒,但读书心烦时偶尔喜欢去校园里的小教堂里坐一会儿。

那是1947年底到1952年,圣约翰73年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中国学费最高的学校”

1942年,19岁的白德懋从上海光华附中毕业,被圣约翰大学录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圣约翰大学的西籍教员不是返国,就是被关进了集中营。1942年1月,学校成立了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紧急校董会,决定继续办学。此时的圣约翰已成为上海仅存的一所完整的教会大学,学生人数一再创下记录。1937年圣约翰的全体学生人数只有568人,到1942年已达到2500余人(含附中和圣玛利亚女校学生)。

因为看了一部以医生为主角的美国电影后深受感动,白德懋选择了医学专业,一学期后,因兴趣缺缺,转到了英语专业。又过了一学期,他担心英语专业就业困难,再转到了土木系。不久后,圣约翰大学成立建筑系,白德懋开始同时攻读建筑专业和土木专业。

建筑系第一届只有5个学生。建筑系和土木系都由工学院院长杨宽麟领导,他为人幽默,和学生打成一片,很受欢迎,学生经常到他办公室去聊天。因为建筑系第一班学生只有5人,杨宽麟对他们特别关照,白德懋毕业后的工作基本都是他介绍的。

国学大师陈从周讲授语文,他学识渊博,但不善讲课。白德懋选修的第二外语是德语,老师是一位喜欢点名的犹太人,总是把白德懋念成“白德蒙”,读起来像个俄罗斯人。

建筑系主任黄作燊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一副绅士派头,学生们很崇拜他,总是模仿他的穿着打扮。黄作燊亦师亦友,经常邀请学生到家中做客。

黄作燊教现代建筑,作为中国建筑学界中现代派的首倡者之一,他把最现代化的理论引进了建筑系。为了让学生理解现代派和学院派的联系和区别,他邀请了兼职的德国教授、现代派的Paulick和学院派的李锦沛来讲城市规划。

圣约翰大学首创了“荣誉制度”,亦称作“不监考制度”,一切靠自觉。学生选课自由,修满学分即可毕业。白德懋在1945年9月修完土木系和建筑系的学分,提前毕业。

1950年,屠规益(后排右三)和同学们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三楼解剖室。中戴帽者为一具尸体。图/受访者提供

白德懋毕业这一年,史久镛考入了圣约翰大学医预科。从医预科升入医学院要求每门功课必须b以上,但他第一学期的数学成绩是c,因此他只读了一学期,就转入了政治系。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公布,让他对国际法课程兴趣浓厚,下定了搞国际法的决心。

史久镛当时是不问党派政治的无神论者,课余时间喜欢听音乐会、看芭蕾舞演出、读英国文学。他不住校,骑自行车走读。在他的印象中,圣约翰大学本地学生多,一般都家境富裕。

当时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均给予圣约翰大学生以免考直升研究生院和诸如医学院、法学院等专业学院的优待,并允许他们插入大学本科三四年级学习。史久镛毕业后申请哥伦比亚大学,被顺利录取。

1947年进入圣约翰大学医预系的刘力生报到那天就发现,很多学生都是乘小轿车到校的。除学生食堂外,学校还有可以吃炸猪排、炸牛排的两家饭店,有些家境优渥的学生从不去食堂。

随着学校的发展,学费逐渐成为圣约翰常年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学费迅速增加的一个后果便是学校的贵族化倾向。1935年的一个统计显示,圣约翰学生一年的人均开支是750美元,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担。因此学生多为富室子弟,常常父子相继、兄弟联袂,如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三兄弟都是校友。

圣约翰在美国的经费来源,主要是美国圣公会的常年拨款,但这部分经费主要用于20来位西籍教员的薪金。他们的薪金仅在1928年至1929年度就达到18万元,是一笔巨款。而且,让学校经济自立,是圣约翰治校的目标之一。因此,不足部分,只能靠学费弥补。

学费高还有一个原因。进入30年代之后,由于美籍教士的反对,圣约翰长期未向中国教育部立案,在政府规定的立案最后期限1932年6月30日之后,成了一所在中国“非法”开办的教会大学,这不仅使得圣约翰毕业生的就业受到一些限制,也使它不能从政府得到补助,更加依赖学费。学校在1939-1940年的年度报告中也承认:“圣约翰已有中国学费最高的学校之称,使它成为只有有钱人才能上的学校是不幸的,是和我们的宣教理想背道而驰的。”

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相比20年代鼎盛时期,圣约翰大学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的地位已有下降。1946年,圣约翰校董会主席颜惠庆在题为《圣约翰大学:过去与未来》的报告中写道:“人们只要到圣约翰校园走一遭便能看出学校的破绽:校舍七零八落、既无规则,表明创办人根本未曾想到圣约翰会有今天这样的规模;与其他后起或多差会合办的教会大学相比,圣约翰无论校园建设还是教学设施均已落后。”

学校宿舍紧张,刘力生所住的宿舍六人一间,桌椅都要自己买。此前,她已在燕京大学医预科读了一年,因家人担心北平局势动荡,让她退学重考了圣约翰大学医预科。她觉得,圣约翰大学的校园没有燕京大学面积大,社会、经济等人文类课程的选择范围也不如燕京广泛。她仅仅在圣约翰读了一学期,为了升入协和,就申请了重回燕京大学,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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